七七事变之后，大规模抗日战争爆发，中共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府提供的资金；一是从根据地收取的税收；一是来自苏联的援助资金。
1、国民政府的拨款
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拨款计划。1937年6月，何应钦向蒋介石提交了相关报告。
“每月的额外经费是三十万元，这一年（1937年）的总预算中没有包含这笔费用。我们需要另外提交追加预算，并请财政部务必按月按时拨款，以便我们能够顺利使用。”
卢沟桥事变之后，经费不时有所增加。根据国民政府1940年的报告，前几年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分经费经常不固定。
1937年，八路军每月的经费是这样的：日常开支30万元，战斗费用20万元，额外补助5万元，医疗额外费用1万元，粮食和兵站补助7万元，总共每月63万元。
从1939年8月开始，增加了2.5万元的临时兵站补助费，总计每月发放65.5万元。
1938年1月，新四军核定四个支队每个月的经费是1.5万元，军部的经费是6000元，总共是6.6万元。
从三月开始，每个月增加2万元的经费，总共增加了8.6万元。到了六月，重新调整了这个部队每个月的经费为11万元。
1939年，政府每个月要支付2.2万元的加发战费，总金额为13.2万元。
此外，两军还有一些临时的经费，比如1938年用于遣散老弱士兵的10万元，1939年拨出的10万元用于治疗负伤将士。
关于国民政府发放经费的具体数额，政府和中共财政部门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计，从1937年到193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法定货币）情况如下：
在1937年的7月到12月期间，总共有大约153万元和448万元的收入。到了1938年和1939年，每年的收入都达到了500万元。而在1940年的1月到10月，收入接近499万元。
州政府提交的数据几乎是国家经济部门统计数字的两倍。这可能与中央机构资金的处理方式有关。另外，还提到光华店购买成品后，再分发给机关、部队和群众。
也就是说，这些费用中有差不多一半没有被记录下来。
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可以证明这个观点。
1938年2月，张闻天曾说：
我们每个月从蒋介石那里收到50万墨币。这些钱用来支持两件事：25万给前线，剩下的25万给后方、党务工作和报刊杂志。
由于墨西哥元的价值稍微低一些，但比中国的银元要高，所以50万墨西哥元差不多等于国民政府给出的那部分资金。
另外，1939年初，八路军向蒋介石提交的报告中提到，他们得到了核定的50万元资金支持，其中8.5万元用于人员开支。由于蒙古委员会面临困难，又额外获得了10万元的支持。这个数字与州政府的报告相符，数据基本一致。
2. 基础产业的税收征管
除了国民政府发放的工资，另一个资金来源就是税收了。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实施了一项合理负担政策，强调“有钱就出”。根据“有能力多出”的原则，主要向富裕阶层征收钱粮。
陈赓在部队到达一个地方时，会记录下采购物资的情况。
为了防止均等分配，第772团的民运业务单位被分配到重点村庄。该机构提出了名单上的条件，只有有名有钱的人才能被选中，他们得到的粮食大约是20担。这里的食物非常困难，甚至富裕的家庭也收集树叶和糠秕作为食物。当时陕甘宁边区尚未建立，征收能力有限，1939年的税收收入仅为66万元，仅是884万元援助的一小部分。
在抗战初期，中共非常希望得到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约7.4%的资金支持来解决财政难题。
1938年初，康生和库恩在和苏联代表交流时，他们特别强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协会各自承诺提供150万美元的支持。同时，还计划拨出3万美元用于帮助出狱的同志。他说，我们需要资金来壮大我们的军队，购买武器，发展国防工业，以及支付政府的各项开支。在日军占领的部分区域，普通百姓手中有不少武器，并愿意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只要有钱，就能迅速买到所需的武器。这些资金的记录可以在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中找到。1938年2月17日，他写道：“向中国共产党提供50万美元援助。”
这大概是为了兑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承诺。
另外，曹菊如曾向中共中央汇报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我负责管理自1938年2月开始的专项资金收支账目。在此之前，大约有几十万美元来自外部。”
这笔巨额资金或许与苏联的经济援助有关。
1939年初，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还是要求财政援助：
你为我们收集的所有钱都已经用完了。在整个交流过程中，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或者疑问。……中国现在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会自己想办法解决。援助。
在今年7月，党中央确定了这次援助的具体数额：
请尽早提供经济援助。我们希望获得不少于500万美元的重大资金支持。
当然，共产国际似乎并不认可这样的数据。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季米特洛夫提到：
1940年，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帮助是合适的。
后来，中央领导在收到钱的报告后说：
“我们党应该从你们那里拿到分配的30万美元”。
因为资料不全，每年援助的具体数额不好确定。但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援助信息来看，援助是有的，每年都来自共产国际。1938年初，收到的50万美元在当时是合法的。此外，苏联也经常向中共提供物质援助。
苏联的帮助就像是及时雨，当时中共还在初创阶段，地盘和军队都不算强大。比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的税收收入是526302.45元，支出是497882.74元；到了1938年，税收增加到907943.31元，公共开支为814563.49元；这两年加起来，总收入是1,434,245.76元，总支出是1,312,446.23元。
相比之下，苏联提供的数百万美元财政援助远远超过了边境地区所有支出的总额，这足以说明援助的规模之大。
对外援助是一种国家或国际组织向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的方式，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应对紧急情况。这种援助可以是资金、物资、技术或者是人员支持，旨在帮助受援国解决实际问题，改善人民生活。### 一、促进经济发展对外援助能够为受援国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其发展基础设施、农业、工业等关键领域。比如，援助国可能会帮助修建道路、桥梁或港口，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能够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还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二、缓解贫困与改善民生许多受援国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对外援助可以直接帮助这些国家改善民生。比如，提供粮食援助、医疗支持和教育资金，可以有效缓解贫困，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三、应对自然灾害与人道主义危机当受援国遭遇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飓风等）或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对外援助能够迅速提供紧急物资和救援，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这种援助不仅能够挽救生命，还能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秩序。### 四、增强国际合作与互信对外援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它还能够增进国家之间的友谊和信任。通过援助，援助国和受援国能够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疾病防控等。这种合作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国际关系。### 五、支持可持续发展许多对外援助项目都注重可持续性，例如推广清洁能源、环保技术和农业改良等。这些措施不仅能解决当前问题，还能为受援国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帮助其实现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总的来说，对外援助在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减少贫困和应对危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执行，对外援助能够成为连接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桥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方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帮助中国共产党。资金募集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中共中央对陕甘宁边区的外援收入看出。从1937年到1940年，中共中央向陕甘宁边区拨出的外援资金数量也反映了这一点。
1937年10月至12月，这笔金额是406,391.01元。到了193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6.85万元。1939年，这个数额猛增到了5,666,667.34元。不过，1937年的数额仅为10.85元。
边境地区税收收入中，来自境外的收入占比情况如下：1937年占77.2%，1938年占51.6%，1939年占85.8%，1940年占74.7%。
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边疆地区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外界的帮助。
当时，相关文件清楚地表明：
中央政府和边境地区的各方都在积极争取外部援助，以减轻民众的负担。这些外部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援帮助中共恢复了力量，边疆地区的粮食征收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1938年，边疆地区征收了14197石公粮，占总产量的1.32%；到了193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2.98%；1940年，征收率有了明显的增长，到1941年后，征收率大约达到了10%左右。部分粮食不足是通过税收转移来解决的。
1939年年初，阎锡山在给蒋介石的信里提到了国民政府每月额外提供的资金。山西的陆军包括已经整编的88个团、正在整编的12个团、30个保安团、191个游击中队以及第二司令部等。这些部队的数量是共产党整编部队的五六倍，资金支持更是多出一倍以上。由此可见，给共产党军队的资金支持也是相当大的。
可以说，充足的军事经费、苏联的帮助以及来自国内外的捐款，让中共在抗战早期拥有了足够的资金，并且经济压力较小。在战争开始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还能保持一定的积累。
6. 1940年以后的税收政策
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后，国共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国民政府停止了军饷发放。再加上二战爆发后，苏联忙于自卫，没有能力再资助中共，导致支援地区的经济陷入了困境。
党中央后来提到，1941年经济状况十分糟糕：
走私和武装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机关内部贪污腐败，预决算制度也被废止。生活虽然充满坎坷，但还是有解决的办法。在那些赚了钱却无路可走的地方，每个部队只能得到少量的棉花，而不是个人所需的衣物。政府军滥伐树木、破坏寺庙、敲钟取铜、挖掘坟墓，这些行为在一些地区变得非常普遍。至于非法贩卖烧酒和其他特产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
为了保证基本生活，中国政府采取了增加生产、合理开支、减少浪费和节约资源等方法。
各地区互相帮助，共同度过难关。中共的一份报告提到，1943年，晋绥边区对陕甘宁边区提供了大量援助，“从陕西运来了70万美元的特产，占了陕甘贸易的20%。——宁夏山西特产——绥远。”税收……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国内就业机会。
同时，提高吸收资源的能力，对于一个能力强、效率高的政党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因此，支援区居民的责任“不能忽视，也不能推卸”。
在平西根据地，老百姓的负担很重，很多地方占到了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有些村子甚至超过三成。
在1941年和1942年，太行根据地的国民负担与收入之比分别是17.29%和16.96%，这水平相对较高。
在战争时期，除了日常的生活负担，人们还要承担更多的战斗任务。1941年，有人对甘泉临镇县觉德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村子的负担主要包括：替那些不愿意劳动的工人种地，还有123天的劳役和放牧，245天的修路工作，83天的挖坟任务，3天的站岗警卫，7天的抬担架，还要为部队制作27双鞋子，以及64天的送信任务。全村共有137人，其中15到45岁的年轻男性有29人。
以上负担主要由村民自己承担，如果平均分配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有些村庄设有专门的接待人员，主要任务是“为过路的散客办理交费手续”。导游的工作是由村民们一起分担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游击战争常常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移动。在河北宁津，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八路神，八路仙，一日不走一千次”。
长时间行军，鞋子磨损严重。“穿军草鞋的战士每双鞋的使用寿命不超过十天，穿帆布鞋的战士每双鞋的使用寿命不超过一个月。”
另外，在北方的冷天气里，长时间光脚走路是不可能的。八路军的一名干部铁冲曾经记录过一次行军时鞋子坏了的经历。
我的鞋子太破了，实在没办法穿。一只鞋的底都断成了三截，另一只鞋的鞋线也断成了两段，走起路来特别难受。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跟别人说说，又怕人家听不懂，只能硬着头皮光着脚走。有的家庭实在太穷了，连做鞋的布都没有，就只能把家里的床垫拆了，把里面的垫子扯下来，自己动手做鞋穿。
根据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人们在争相制作军靴。一双简单的军靴在1942年的山东各地，总支出是1007093万元，其中用于党务的支出是1007093万元，占总支出的4.96%；国家事务的支出是210573万元，占20.89%；军费开支为74.15%，占总开支的88.06%。在1942年，每名士兵每月的补助是6.25元。到了今年，一套两色的单套衣服售价是6元（包括帽子、背带、子弹带）。冬装每人38元左右。每名士兵还有一套棉衣，排级以上干部有夹克，战士有两条毛毯和一张床。士兵平均每六个月需要20发子弹，花费15元；平均每六个月需要8枚手榴弹，费用为12元。其他人每六个月每人有1元的临时费用。一名士兵一年的费用大约是129元。
